加州被认为是美国优生运动的中心。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加利福尼亚的优生学家包括一些强有力但鲜为人知的种族科学家，如陆军性病专家保罗•波普诺博士（Dr. Paul Popenoe），柑橘大亨和理工学校捐献人保罗•戈斯尼（PaulGosney）（译注：理工学校，Polytechnic School，是位于洛杉矶附近的一所精英高中，其前身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和萨克拉门托银行家查尔斯•M•歌德（Charles M. Goethe，加州慈善和惩教委员会[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 的成员，以及加州大学董事会[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oard of Regent] 的成员）。 正是因为一些公司和慈善机构，特别是卡内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哈里曼铁路基金（Harriman Railroad Fortune）所提供的广泛资助，优生学才没有成为客厅闲聊的奇谈怪论。这些公司和慈善机构与一些来自斯坦福、耶鲁、哈佛和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的最受尊敬的美国科学家们联合起来，支持种族理论和种族科学，并伪造和篡改数据，以满足优生学的种族主义目标。 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其1902年的种族主义书籍《民族之血：对不适者的生存造成种族衰落的研究》（The Blood of The Nation: A Study in the Decay of Races by the Survival of the Unfit）中提出了“种族与血统”的概念，宣称如天赋和贫困这样的人类质量和生活状况都是通过血液传递的。
美国原创、德国制造：纳粹种族主义优生学的美国根源 美剧《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通过女主角投降纳粹后经过的一系列人种测试，对纳粹“优等种族”的教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划和讽刺。但真正的讽刺，则是影片避而不谈的史实：种族主义优生学最早在美国发端，并在美国发展壮大后，才由美国优生学家们大力推销至德国。德国早期的种族主义优生学研究，也全赖洛克菲勒、卡内基这样的美国财阀的大力资助。在美国国内，优生运动联合了如大财阀、著名科学家、各大常青藤名校、各地立法和行政机构、乃至最高法院法官这样的社会资源，通过舆论宣传、伪造和篡改实验数据等手段确立了种族主义优生学的“科学性”。优生学家们还在实践中进行了各种“创新”：大规模制作家族谱系卡片、强制绝育、人种隔离、婚姻限制、安乐死、细菌感染，甚至纳粹臭名昭著的毒气室也是由美国原创。在种族主义优生学传入德国之后，美国的大财阀通过资金援助，帮助纳粹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若干优生学研究机构，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美国种族主义优生学家及其背后支持者的意图非常明确：“让他们在社会经济和生物特征上的同类人，以压倒性的绝对数量占满整个地球，少给乃至不给其他人种留下生存空间。” 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让整个欧洲大陆深受其害，他们在追求所谓“优等民族”的运动中灭绝了数百万人。 但将“优等民族”等同于金发碧眼的北欧白种人的概念并非来自希特勒。其实早在希特勒上台的几十年前，这一概念就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生根发芽了。尽管鲜为人知，但加利福尼亚优生学家们在美国以优生学为名义进行的种族清洗运动中其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优生学是种族主义的伪科学，意图消灭所有被认为“不合适”的人，只保留那些符合北欧人种特点的人。相关哲学的基本要素被制定为国家政策，并以强制绝育、人种隔离以及婚姻限制的形式在美国的27个州得到贯彻实施。 1909年，加利福尼亚成为第三个采用此类法律的州。最终，优生学的实践者强迫绝育了大约6万美国人，禁止数千例的“不合适”婚姻，将数千人强行隔离于“聚居地”，并以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的种种方式迫害了无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近一半的强制绝育发生在加利福尼亚进行，甚至在战争结束后，该州还占美国所有此类手术的三分之一的比例。 加州被认为是美国优生运动的中心。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加利福尼亚的优生学家包括一些强有力但鲜为人知的种族科学家，如陆军性病专家保罗•波普诺博士（Dr. Paul Popenoe），柑橘大亨和理工学校捐献人保罗•戈斯尼（PaulGosney）（译注：理工学校，Polytechnic School，是位于洛杉矶附近的一所精英高中，其前身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和萨克拉门托银行家查尔斯•M•歌德（Charles M. Goethe，加州慈善和惩教委员会[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 的成员，以及加州大学董事会[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oard of Regent] 的成员）。 正是因为一些公司和慈善机构，特别是卡内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哈里曼铁路基金（Harriman Railroad Fortune）所提供的广泛资助，优生学才没有成为客厅闲聊的奇谈怪论。这些公司和慈善机构与一些来自斯坦福、耶鲁、哈佛和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的最受尊敬的美国科学家们联合起来，支持种族理论和种族科学，并伪造和篡改数据，以满足优生学的种族主义目标。 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其1902年的种族主义书籍《民族之血：对不适者的生存造成种族衰落的研究》（The Blood of The Nation: A Study in the Decay of Races by the Survival of the Unfit）中提出了“种族与血统”的概念，宣称如天赋和贫困这样的人类质量和生活状况都是通过血液传递的。 1904年，卡内基研究所在长岛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为普通美国人储存了数百万张索引卡片，研究人员据此精心策划了家族、血统、乃至整个种族的清除计划。美国立法机构、国家的社会服务机构和协会中的优生学倡导者因此而激动不已。 哈里曼铁路基金支持各地的慈善机构，如纽约工业和移民局（New York Bureau of Industries and Immigration），在纽约等人口较多的城市中寻找犹太人、意大利人和其他移民，并将他们驱逐出境、监禁或者强迫绝育。 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建立了德国优生学项目，甚至资助了纳粹党卫队军官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在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前所进行的项目。 美国优生运动的大部分精神指导和政治鼓动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半自治的优生学会，例如总部位于帕萨迪纳的人类改善基金会（Human Betterment Foundation）和美国优生学会（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的加州分会。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均与位于长岛的优生学研究协会（Eugenics Research Society）共同进行。这些组织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发布种族主义的优生学新闻信和伪科学的学术期刊，如《优生学通讯》（Eugenical News）和《优生学》（Eugenics），并为纳粹进行宣传。
说起优生学的诞生，它起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探索。 1863年，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认为，如果才华横溢的人只与其他才华横溢的人结婚，那么其后代将会明显更优秀。上个世纪之交，正当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遗传原则被重新发现之时，高尔顿的想法被引入美国。美国优生学倡导者以宗教般的狂热，相信孟德尔那些决定了豌豆、玉米和牛的颜色大小的概念，也决定了人类的社会和智力特征。 由于移民动荡和内战后重建时期的混乱，种族冲突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无处不在。精英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所谓的“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s）”将他们暗藏的种族恐惧和阶级偏见与他们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愿望融为一体。他们将高尔顿的优生学重新塑造成一种压迫性的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意图：让他们在社会经济和生物特征上的同类人，以压倒性的绝对数量占满整个地球，少给乃至不给其他人种留下生存空间。 优生学运动所追求的优等种族不仅仅要高大、强壮和才华横溢，优生学家们更渴望金发碧眼的北欧人种。他们认为，只有这个群体才合适继承和统治地球。在此过程中，优生学运动需要减少自由黑人、亚洲移民劳工、印第安人、西班牙裔、东欧人、犹太人、黑发山地人种、穷人和体弱者的人数。事实上，所有被排除在美国种族学家所制定的优化遗传系（gentrified genetic lines）之外的人种都需要被减少。 怎么减少呢？通过识别所谓“有缺陷的”家族谱系，并使他们接受终生的隔离和绝育计划，以消灭他们的血统。最终计划是彻底消灭这些被认为弱小劣等（所谓的“不适合”）的人的繁殖能力。优生学家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下子消灭10%人口的繁殖能力，直到最终只剩他们的“自己人”。 卡内基支持的1911年《美国育种协会优生学委员会关于研究和汇报清除人口中缺陷性生殖细胞的最佳实用方法的初步报告》（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Eugenic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 to Study and to Reporton the Best Practical Means for Cutting Off the Defective Germ-Plasm in the Human Population）探讨了18种解决方案。其中第八条是实施安乐死。 在美国，最常提及的优生学灭绝方案是“致死室”（lethal chamber），也即各地运作的公共毒气室。 1918年，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陆军性病专家的波普诺，联合编写了当时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应用优生学》（Applied Eugenics）。该书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常见的方法是处决…这种方式对于保持种族标准的价值不应被低估。”《应用优生学》还专门编写了一章“致命选择”，其中写道，“通过环境的某些不利特征摧毁个体，例如极度寒冷、细菌感染或身体缺陷（bodily deficiency）”。 优生育种者认为美国社会尚未准备好实施有组织的灭绝方案。但是许多精神病院和医生实施了自创的医疗灭绝和被动安乐死。当时，伊利诺伊州林肯市的一家精神病院给接收的病人喂食患有结核病的奶牛所产的牛奶，因为他们认为优生学意义上的强壮个体会对此免疫。林肯市的年死亡率因此为30％至40％（译注：原文如此Thirty to forty percent annual death rates resulted at Lincoln）。一些医生会对新生儿采取针对性的被动优生学灭绝。在精神病院的其他医生则对病人采取会致死的故意忽略。 尽管如此，随着优生学灭绝被边缘化，优生学家的主要解决方案是强迫隔离和强制绝育的迅速扩大，以及更多的婚姻限制。加利福尼亚州当时起到了带头作用，几乎所有的绝育过程都没有走正当程序。在其优生立法的头二十五年里，加利福尼亚州绝育了9,782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许多人被归类为“坏女孩”，被判定为“太过热情”、“性欲过度”或“放纵性欲”。在索诺玛（Sonoma），一些女性因为被判定为阴蒂或阴唇过大而被绝育。仅在1933年一年，就至少进行了1,278次强制性绝育，其中700次是针对女性。该州在1933年排名前两位的绝育工厂分别是索诺玛州立医院（Sonoma State Home）（388次手术）和巴顿州立医院（Patton State Hospital）（363次手术）。其他绝育中心还包括位于阿格纽（Agnews）、门多西诺（Mendocino）、纳帕（Napa）、诺瓦克（Norwalk）、斯托克顿（Stockton）和太平洋殖民地（Pacific Colony）等地的州立医院。 甚至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也支持优生学的某些方面。在其1927年臭名昭著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写道：“对全世界来说，我们不需要等待那些堕落的人犯罪，不需要让他们因为愚蠢而挨饿，社会可以阻止那些明显不适合繁衍后代的人......愚蠢的人延续三代就足够了。”这一决定开启了洪水的闸门，使得数千人被强制绝育或以非人的方式遭到迫害。多年后，纳粹在纽伦堡的审判中引用了霍尔姆斯的言论为自己辩护。
当优生学在美国扎根之后，这项运动便通过加州优生学家们的努力，被毫不逊色地被移植到了德国。他们出版了理想化绝育的小册子并将其传播给德国官员和科学家。 希特勒研究了美国的优生学法律。他试图通过医学化将其反犹主义合法化，并将其包裹在更令人信服的优生学伪科学外衣之中。希特勒通过声称科学就站在他的一边，而从理性的德国人中招募到了更多的追随者。虽然希特勒的种族仇恨源于他自己的思想，但希特勒于1924年采用的优生学的知识大纲却源于美国。 20世纪20年代，卡内基研究所的优生科学家们与德国的法西斯优生学家们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关系和职业联系。希特勒在1924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引用了美国的优生学意识形态，并公开展示了对美国优生学的透彻了解。 “今天有一个国家，”希特勒写道，“其对于移民的更好构想的些许进步是值得注意的。当然，这并非我们模范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是美国。” 希特勒自豪地告诉他的同志们，他是如何紧密关注美国优生运动的进展的。“我带着浓厚的兴趣研究过，”他告诉一个纳粹同党，“美国许多州关于防止特定人群繁殖后代的法律，这些人的后代很可能没有价值或者会对现有种族造成损害。” 希特勒甚至作为粉丝，给美国优生运动领导人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写了一封信，称他的基于种族的优生学著作《伟大种族的消亡》（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是他的“圣经”。 希特勒对更好种族的努力将成为一场为了“支配种族”（Master Race）而进行的十字军运动。现在，美国人所用的“北欧”一词被自由地替换为“德国”或“雅利安”。种族科学、种族纯洁和种族统治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背后的驱动力。纳粹优生学将最终决定在第三帝国统治的欧洲，谁将遭受迫害、人们将如何生活以及人们将如何死亡。纳粹的医生们将在希特勒对犹太人和其他被视为是低等的欧洲人的战争中，成为隐形的将军。医生们将创造科学，设计优生配方，甚至亲自挑选受害者进行绝育、安乐死和大规模灭绝。 在第三帝国的早期岁月里，美国各地的优生学家很推崇希特勒的计划，将其看作他们自己数十年研究和努力的最逻辑的实现。加州的优生学家们在美国重新出版纳粹的宣传，灌输给美国人。他们还安排了纳粹科学展览，例如1934年8月在洛杉矶县博物馆，为美国公共卫生协会（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年会而举行的一项展览。 1934年，随着德国的绝育速度超过每月5,000次，加州优生学领导人歌德（C.M. Goethe）刚从德国回来就热情洋溢地向一位关键合作者吹嘘说：“你会有兴趣知道，在这一划时代的计划中，你的工作在塑造希特勒背后的那群知识精英的观点上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我在每个地方都能感受到，他们的观点受到了美国思想的巨大刺激…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在有生之年都抱有如下这种想法：你促使了一个治理六千万人口的伟大政府采取了迅速的实际行动。” 同一年，即在弗吉尼亚州通过其绝育法的十年后，弗吉尼亚州西部州立医院的负责人约瑟夫•德约内特（Joseph DeJarnette）在《里士满时报》上写到了他的观察，“在这场我们发明的游戏中，德国人表现得比我们更好。”
美国不仅提供科学构想，还资助了德国的优生机构。截止到1926年，洛克菲勒向数百名德国研究人员捐赠了约41万美元 （相当于21世纪的400万美元）。1926年5月，洛克菲勒向威廉皇帝研究所的德国精神病学研究所（German Psychiatric Institute of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捐赠了25万美元，后来这一机构成为威廉皇帝精神病学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Psychiatry）。德国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主要精神病学专家包括恩斯特•吕丁（Ernst Rüdin），他后来成了希特勒实施系统性医疗迫害的主管和架构设计者。 威廉皇帝研究所的优生机构中还包括脑研究所（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自1915年以来，它一直在一个房间内运作。当洛克菲勒的资助在1929年到达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31.7万美元的赠款使该研究所能够建设一座新的大楼，并成为德国种族生物学的中心。该研究所还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额外拨款。该研究所的主管又是希特勒的医学追随者恩斯特•吕丁。吕丁的机构成为了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人进行谋杀性实验和研究的主要指导者和实施者。 从1940年开始，成千上万在老年家庭、精神病院和其他监护设施中被搜捕到的德国人系统性地被施以毒气。最终被杀死的人的数目在5万至10万。 美国优生学会执行秘书莱昂•惠特尼（Leon Whitney）这样评论纳粹主义，“在我们悄悄行事的时候......德国人在直言不讳。” 洛克菲勒资助的一个特殊获得者是柏林威廉皇帝人类学、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 in Berlin）。几十年以来，美国优生学家们一直渴望通过研究双胞胎来深化他们的遗传学研究。这家研究所现在准备把这样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1932年5月13日，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其巴黎办事处发送了一份无线电报：执行委员会六月会议9千美元分3年给威廉皇帝人类学研究所用于研究双胞胎和有毒物质对下一代生殖能力的影响。 在洛克菲勒的资助期间，美国优生学界的英雄人物奥特玛•弗雷赫尔•冯•韦斯楚尔（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担任人类学、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在韦斯楚尔任职早期，洛克菲勒对该研究所的资助既有直接进入的，也有通过其他研究机构间接进入的。1935年，韦斯楚尔离开研究所，在法兰克福组建了一个作为竞争对手的优生学设施，这在美国的优生媒体中备受推崇。在政府法令的支持下，对双胞胎的研究在第三帝国呈爆炸式增长。韦斯楚尔在他编辑的优生期刊《Der Erbarzt》中写道，德国的战争将产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全面方案”。 韦斯楚尔有一位长期助理，他就是纳粹党卫队军官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1943年5月30日，门格勒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韦斯楚尔通知了德国研究协会（German Research Society），“我的助手，约瑟夫•门格勒博士（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加入了我所在的研究机构。他目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担任主管和营地医师。在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许可下，他会对集中营内最多样化的种族群体进行人类学测试。” 门格勒开始从抵达的火车中寻找双胞胎群体。当他找到双胞胎时，他就进行野兽般的实验，并一丝不苟地撰写报告，并将报告送回韦斯楚尔的研究所进行评估。尸体、眼睛和其他身体组织也经常被送回柏林的优生学研究机构。 洛克菲勒的执行董事们对门格勒毫不知晓。除了少数例外，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停止了在纳粹占领的欧洲的所有优生学研究。但在那时，骰子已经掷下。洛克菲勒和卡内基所资助的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他们帮助建立的研究机构以及由此而创立的科学，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发展势头。 战争结束后，优生学被宣布为反人类罪--一种种族灭绝行为。德国人受到审判，他们引用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作为辩护理由。但无济于事，他们还是被判有罪。 然而，门格勒的上司韦斯楚尔却逃脱了起诉。韦斯楚尔重新与加利福尼亚的优生学家们建立了联系，他们潜入地下并将他们的事业重新命名为“人类遗传学”（human genetics）。波普诺在1946年7月25日写给韦斯楚尔的信件，是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一个典型例子： “很高兴再次收到你们的回复。我一直非常担心我在德国的同事们......我可以认为在德国的绝育计划已经停止了吗？” 波普诺还提供了美国优生运动各位头面人物的花絮，并邮寄了各种优生学出版物。在另一个包裹里，波普诺还送了一些可可、咖啡和其他好吃的食物。 韦斯楚尔回信说：“你7月25日非常友善的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这封信为你我之间的科学工作架起了桥梁，我希望这座桥永远不会再次坍塌，并使有价值的相互补充和激励成为可能。” 没多久，韦斯楚尔再次成为德国乃至全世界备受尊敬的科学家。1949年，他成为新成立的美国人类遗传学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Human Genetics）的通讯成员。该协会由美国优生学家和遗传学家们组织成立。 1950年秋天，明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ünster）在其新成立的人类遗传学研究所，为韦斯楚尔提供了一个职位。韦斯楚尔后来成为了所长。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韦斯楚尔成为众多著名学会的荣誉会员，包括意大利遗传学会（Italian Society of Genetics）、维也纳人类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Vienna）以及日本人类遗传学会（Japanese Society for Human Genetics）。 人类遗传学中优生学的种族灭绝根源被胜利的一代人所忽略了，这一代人拒绝将自己与纳粹主义的罪行联系起来，而随后的世代则从未了解直到二战爆发前的岁月里所发生的事件真相。如今，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五个州的州长已经为强制绝育和优生学运动导致的其他迫害，向他们的公民公开道歉，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公民。 人类遗传学在二十世纪后期成为一种开明的探索。勤劳敬业的科学家们终于通过人类基因组计划破解了人类代码。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特征和血统进行生物学鉴定和分类。然而即使是现在，遗传学世界中还有一些意见领袖，在呼吁清除那些我们不想要的人，他们甚至在呼吁制造一个优等人类种族。
说起优生学的诞生，它起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探索。 1863年，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认为，如果才华横溢的人只与其他才华横溢的人结婚，那么其后代将会明显更优秀。上个世纪之交，正当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遗传原则被重新发现之时，高尔顿的想法被引入美国。美国优生学倡导者以宗教般的狂热，相信孟德尔那些决定了豌豆、玉米和牛的颜色大小的概念，也决定了人类的社会和智力特征。 由于移民动荡和内战后重建时期的混乱，种族冲突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无处不在。精英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所谓的“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s）”将他们暗藏的种族恐惧和阶级偏见与他们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愿望融为一体。他们将高尔顿的优生学重新塑造成一种压迫性的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意图：让他们在社会经济和生物特征上的同类人，以压倒性的绝对数量占满整个地球，少给乃至不给其他人种留下生存空间。 优生学运动所追求的优等种族不仅仅要高大、强壮和才华横溢，优生学家们更渴望金发碧眼的北欧人种。他们认为，只有这个群体才合适继承和统治地球。在此过程中，优生学运动需要减少自由黑人、亚洲移民劳工、印第安人、西班牙裔、东欧人、犹太人、黑发山地人种、穷人和体弱者的人数。事实上，所有被排除在美国种族学家所制定的优化遗传系（gentrified genetic lines）之外的人种都需要被减少。 怎么减少呢？通过识别所谓“有缺陷的”家族谱系，并使他们接受终生的隔离和绝育计划，以消灭他们的血统。最终计划是彻底消灭这些被认为弱小劣等（所谓的“不适合”）的人的繁殖能力。优生学家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下子消灭10%人口的繁殖能力，直到最终只剩他们的“自己人”。 卡内基支持的1911年《美国育种协会优生学委员会关于研究和汇报清除人口中缺陷性生殖细胞的最佳实用方法的初步报告》（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Eugenic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 to Study and to Reporton the Best Practical Means for Cutting Off the Defective Germ-Plasm in the Human Population）探讨了18种解决方案。其中第八条是实施安乐死。
尽管如此，随着优生学灭绝被边缘化，优生学家的主要解决方案是强迫隔离和强制绝育的迅速扩大，以及更多的婚姻限制。加利福尼亚州当时起到了带头作用，几乎所有的绝育过程都没有走正当程序。在其优生立法的头二十五年里，加利福尼亚州绝育了9,782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许多人被归类为“坏女孩”，被判定为“太过热情”、“性欲过度”或“放纵性欲”。在索诺玛（Sonoma），一些女性因为被判定为阴蒂或阴唇过大而被绝育。仅在1933年一年，就至少进行了1,278次强制性绝育，其中700次是针对女性。该州在1933年排名前两位的绝育工厂分别是索诺玛州立医院（Sonoma State Home）（388次手术）和巴顿州立医院（Patton State Hospital）（363次手术）。其他绝育中心还包括位于阿格纽（Agnews）、门多西诺（Mendocino）、纳帕（Napa）、诺瓦克（Norwalk）、斯托克顿（Stockton）和太平洋殖民地（Pacific Colony）等地的州立医院。 甚至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也支持优生学的某些方面。在其1927年臭名昭著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写道：“对全世界来说，我们不需要等待那些堕落的人犯罪，不需要让他们因为愚蠢而挨饿，社会可以阻止那些明显不适合繁衍后代的人......愚蠢的人延续三代就足够了。”这一决定开启了洪水的闸门，使得数千人被强制绝育或以非人的方式遭到迫害。多年后，纳粹在纽伦堡的审判中引用了霍尔姆斯的言论为自己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