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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中国官方对他的成就做出极高的评价,并将派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其国葬。李光耀作为亚洲最有声望的政治家之一,和中国有着亲密但又复杂的关系。他在世期间三十三次访问中国,对中共从毛泽东以来的五代领导人都有接触和观察,并对邓小平和习近平等领导人给予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他以反共立场著称,和台湾保持亲善与军事合作,警告亚洲国家提防中国崛起,并坦言亚洲需要美国来保障安全,制约中国。李光耀和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何中国政府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
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中国民间学人王康;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
陈破空认为,中共领导人遍观世界,看到的,都是危险,民主制,政党轮替,中共会丧失政权,进而丧失既得利益。观亚洲四小龙,其他三个,都是民主、自由,韩国甚至审判前领导人,中共领导人不寒而栗。新加坡模式并非最符合中国国情,而是最符合中共领导人的胃口、最符合中共领导人的既得利益,因而立为学习的样板。与其说是李光耀向他们推广,不如说他们自己对号入座,主动效法。
陈破空说,李光耀把实用主义发挥到极至,成为利用主义,极端的利己主义,予取予求,一切为我所用。如果这也是值得大赞特赞的“务实”精神,那么,这个世界,就只需要政客而不需要政治家了,但凡民主理念、人权价值、人道主义,都可以束之高阁了。
程晓农表示,李光耀一生和共产党关系复杂,立场反复,爱恨交加:他先亲共,再反共,然后再度亲共;因亲中共而赢得了中国版的“新加坡模式”声誉,但同时又对中国的影响和崛起高度防范。在国内,他起家是和当地共产党联合选举赢得议会多数,但上台后就和本地共产党成为对头;在国际上,他反对毛泽东式输出革命的中国,后来亲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邓式中国;他吹捧中共领导人从不吝惜美言,但他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实际上从来不信任中共。
程晓农说,中国推崇新加坡,起自文革后上台的邓小平,那时的邓小平急于从外部寻求同情和支持,而李光耀则从邓小平的谦虚和尊重当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这种双方互相的需要后来演变成中共鼓吹“新加坡模式”来给自己贴金,以显示它在制度上不是国际孤儿,而李光耀则通过中国的推崇抬高了他在东亚地区的个人地位。
魏碧洲认为,其实在新加坡模式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发展的期间,很多国家就已经在探讨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和开放。中国到现在才讨论这个话题,已经很晚了。如果中国要赶上世界,要领导世界潮流,就不应该像中国国内媒体那样讨论是否学习新加坡模式,而是应该讨论如何超越新加坡模式。魏碧洲还说,李光耀对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有些是出于不了解现实的一厢情愿,有些是出于利益考虑而讨好。例如评价习近平是“曼德拉级别的人物”,就很离谱。
王康认为,李光耀带走了20世纪亚洲强人时代,留下了一个蕞尔小国的经济奇迹,以及这个奇迹背后的智慧和弊端所引发的广泛争论。在世界舞台上,像李光耀这样好运和成功的人物,屈指可数。但我们不能由衷地敬重他,因为他不属于像甘地、蒋中正那样深刻的悲剧人物,没有给后人留下值得终身思索的启示。不过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小国领袖,他已经克尽天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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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сен 2024